Archive for the ‘1_读书笔记’ Category
03月 22, 2008
第六章 雅典在派罗斯的运气
第七章 最暴虐的公民
第八章 神话化的历史与戏剧
到目前为止，第二部分只看了这三章。因为颇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只好先把三章的标题写下来。要将作者的章节分成几个层次段落是很难的，因为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将论据、论点和论证过程写成一条割不断的线，很流畅也很紧凑，甚至有些像悬疑小说。
尝试着概括一下：第六章把注意力集中在修昔底德对派罗斯事件的记述上，从其叙述中得到的印象与我们推断出的事实是有矛盾的：修昔底德似乎过分地强调了“命运”或者“运气”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而不是像现代人分析时很容易得出的，认为这一事件是谋略计划过的必然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作者从修昔底德的心理和观念角度给了一个直接而浅显的解释，将深层的原因留作伏笔。
第七章列举了另一个论据：修昔底德对于克里昂（亦即“最暴虐的公民”）的刻画。修昔底德被指责与克里昂有私怨，故而刻意将其刻画成了一个暴力、冷酷的形象。而作者的观点是，修昔底德试图将克里昂塑造成一类“性格”，如同戏剧作家在写悲剧时所做的那样，于是他“剥夺了这个历史人物身上的一切附带事件和具体细节，他甚至剥夺了这个人的个性，只留下一个抽象的、一般化的标本”。对我而言，这个观点对于修昔底德笔下的历史是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也正是作者在第二部分中所要证明的观点：修昔底德并非以现代历史学家或者编年史作者所使用的方法来记录客观存在着的历史，而是将戏剧的手法套用在历史事件上，从而创作出了这样一部“神话化的历史与戏剧”。
如第八章标题所言，在这一章中，作者开始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这里开始，作者引入了许多戏剧方面的论据，通过对比以说明修昔底德的历史从外在形式上“显示出它对悲剧的刻意模仿，而且在技巧建构和心理方面也模仿了埃斯库罗斯的喜剧”。
在这里插一句：当我们对比修昔底德历史中的人物与普鲁塔克传记中的人物时，显然会感觉到后者的形象比前者要生动丰满。然而我认为这并不能作为修昔底德删削人物性格的证据，因为他所要写作的并不是纪传体历史，在他书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只有与战争相关的言行才会被记录下来。那么，修昔底德所省略的，究竟是遗漏还是刻意的无视？如果是他主观的选择，那么他进行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本书只能说是给出了一种解释，而不能被看作是唯一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对于欣赏、喜爱修昔底德著作的人来说，是多少有些难以接受的。
但不得不承认，本书作者的观点在解释希罗多德历史时十分有效。而在修昔底德笔下，也确实存在着足以作为悲剧主角的人物。事实上，在读古希腊历史著作时，遇到和戏剧及神话相似的人物情节简直是司空见惯的。作者的详细观点留到下一篇笔记中再给出。
03月 20, 2008
《民主的历程》是吉林出版社人文译丛系列之一，英文名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 508 BC to AD 1993。这本书是若干个作者对各自研究的领域撰写的文章的汇总。虽然主题是一致的，但文风肯定会有所区别。扫了一眼各篇的标题，觉得选题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而出版说明中又提及本书的主编者John Dunn是研究洛克政治思想的权威，所以至少应该是比较有学术水平的。
全书原有13章，实际收录了12章（有一篇Neil Harding论苏俄政治体制发展史的文章，由于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出版者删除了），从古希腊谈到东欧和苏联。书后对于各章主题的进一步阅读书目都有很好的推介，颇有参考价值。
前三篇题目分别是《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创立和发展》、《古希腊政治理论：对民主的回应》、《古希腊的民主、哲学和科学》，第一篇基本上是对雅典政治制度建立过程的回顾和评价，新鲜观点较少；第二篇学术性比较强，作者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修昔底德相提并论的比较部分让人很感兴趣；第三篇试图论述民主对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有何影响，选题很新颖。关于这三篇，暂时不多谈。主要记一下第四篇：《意大利城市共和国》。
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兴起于十一世纪后半期，终结于十八世纪末。从这两个年代看，似乎时间跨度很大，但事实上大部分城市在十四世纪就丧失了共和国的性质，只有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两个城市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自治地位：前者在十六世纪早期落入美第奇家族手中，而后者在1797年结束了自治共和国的生涯。在本书中包含意大利城市共和国这一选题，主要是因为这些城邦在当时有着“独立的城市共和国的地位，拥有成文宪法以保护选举的和自治的政府”。同一时期的西欧各国正处于封建君主制统治之下，这使得当时的意大利城邦无疑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特殊的进步意义。
然而，这些城市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与现代的民主制度相去甚远。作者给出了两点原因：其一，它们“是高度不稳定的，其后果便是自治政府的时间令人遗憾而又几乎无一例外的短命”；究其原因，作者认为是“管辖权和忠诚度的分化将导致地方性的市民纷争与倾轧”，简而言之就是派别之战。其二，城市共和国“从未自视为‘民主政治’的信徒”，事实上民主这个词直到十三世纪中叶才被引入拉丁文，而且并不是什么好词——它代表着“旨在维护穷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政体形式”。所以，认为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是现代民主制度源头的想法，可以说是现代人的一厢情愿了。
那么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对于民主制度发展的贡献何在呢？按照文章中的观点，我认为可以列举出至少三条：选举制；人民主权说；政治参与度。
选举制与民主制的关系颇为微妙。按照民主的最初定义，真正的直接民主并非全民选举就可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恐怕也只有民主的发源地——雅典是真正实现过直接民主。卢梭在著作中也曾经表示，享有投票权并不意味着获得了政治权利。然而现代民主制下，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投票行为已构成足够的民主参与”。无论如何，比起世袭制来，选举制要进步得多。
人民主权说被认为是选举制的理论支柱。当时的政治理论家们已经认为“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全体人民或所有的公民在任何时候都是主权或最高权力的所有者”。抛开人民或者公民的定义不谈，这种思想与现代强调人民权利的政治理论至少在表面上是颇为形似的。
政治参与度，亦即平民参与政治的问题，是城市共和国能够建立并维持的关键所在。本文的作者认为，城市的最高宗旨是获得“光荣与强大”，这一追求可以说从罗马共和国时代就没有改变过。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让公民广泛地参与政治，这一信条也可以说是从罗马共和国时代就没有改变过。
从表面上看，追求光荣与强大是具有“内在的反民主性”的，然而正是这一理想使得城市共和国得以建立起其独特的生活方式——自由生活方式，并最终选择了共和制。关于“城市的光荣与强大”和“公民的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在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和马基雅维利的《李维史论》中都能找到论述，这里就不再引了。
事实上这篇文章本身并不是很吸引我，但文中提到的很多问题我最近时有思考，所以读起来很有感觉。最后提一句，本文相关的“进一步阅读书目”中，有关马基雅维利的部分，特别推荐了The Machiavellian Moment，称其第二部分是“有关马基雅维利及其同时代人的共和主义的最好的研究”。这本书借了两次，现在就在手头，很厚——有时间了慢慢看吧。
02月 23, 2008
想聊一下第五章中提到的某个话题：如何去理解古希腊人的思想，或者说理解他们的语言。
第五章的后半部分有许多关于aitia/prophasis等等词语含义的讨论。在各个不同的译本中，它们有不同的翻译；学者们对它们的含义也有不同的理解。作者认为，试图用我们现在的词语去与它们对应是不科学的：“在修昔底德的时代，没有一个词接近于英语单词‘cause’的本义及其衍生义”；进一步地，要想理解修昔底德的思想，就要摆脱现代教育赋予我们的“逻辑的、抽象的、科学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修昔底德试图避免用宗教或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真实发生了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探索出了符合因果关系和现代思想的客观动机。用本书作者的话说，修昔底德“首先考虑的是清晰、明确的事务”，“拒绝对他所关心的这个世界做出任何系统的解释”，仅此而已。
在书后注解中，作者对于解读古希腊语的问题做了更明确的阐述：“如果想正确理解一种不具备明晰术语的语言，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对于我们来说，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种模糊性不仅在于语言本身，也在于思想。这些思想是通过一种希腊人才懂的口气，用某一个词表达出来的。将一个意思放到这个词身上而排除其他意思从而使该词具有独特含义，是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想起来这个，是因为刚才在《中国史学名著》中看到一段观点相近的话，是讲《尚书》时提到的：“古书不易通，并不是说拿白话一翻就可通了。注解已难，拿白话文来翻译古文，其事更难，并不是说几千年前人说的话都能用今天的白话就能恰好翻得出。这些都是做学问走错了路的”（按：指顾颉刚翻译《尚书》的事）。确实很有道理。学习一种新语言时，尤其是初学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翻译”，但做学问是另外一回事。用一种语言去替代另一种语言的同时，往往也是将一种文化或者思想叠于另一种之上，很可能导致对原来的思想很造成误解误读。文言和白话这两种同源的语言尚且如此，古希腊语和英德法俄诸语就更加是这样了吧。
02月 21, 2008
三。大国的君王政府，小国的民主政府
受古代城邦经验的影响，提倡小国寡民、倾向于直接民主形式的卢梭，并不认为民主政府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他认为君王政府适宜于大国，而当政府由唯一的人掌管时，由于君主和人民之间的距离太大，必定要有许多“中间的级别”来联系整个国家。他也提到了由此产生的很多问题，诸如如何指定“代理人”（即中间的级别），统治者的能力，王位世袭制的问题，贡赋的问题……即使这些因素都不存在，还会有“暴君”和“专制主”的问题，从而导致君王政府的解体。
按照卢梭的看法，一个大的国家是难于治理、且难于长时间保持同一种政体形式的。因为距离远会导致行政的困难，“一个体制过于庞大的共同体，就会在其自身的重压之下而削弱和破灭”。与其成立大的统一国家，不如成立小的盟邦，像古希腊时那样，每个城邦有独立自主的政府，而他们又可以结成联盟，抵御外敌。然而，在东方，确实长期存在着一个广大的、统一的国家。这两者的矛盾，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长期以来“人事重于制度”，又为什么能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保持长时间的、相对较为稳定的统治。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庞大而统一的国家，卢梭设定的法治前提就不成立了。正如他所言，各地的自然条件和人民特性不同，想要用相同的法律去治理是不现实的。所以地方官员在法令方面必定要具有一定的自主权限，而在法律之外，教化和所谓伦理道德才是更为重要的、约束民众的道具。但这一切仍然不足以说明东西方的差异，也许最根本的差异只能从人性中寻找了。而人民的特性――这也是立法者需要考虑的根本因素。不能强迫人民服从有违他们性格的法律，否则必不长久，努马是一个例子，来库古则是另一个例子。一味去仿效别人的成功经验，也未必就成功。
上面提到了，立法者需要对人民的特性进行考察，才能制定出适合该国人民的法律。第三卷的八、九两章，我认为可以看作是卢梭尝试立法的表现。
四。主权者・政府・君主・共和制
想要完全弄懂卢梭在第二、三卷中试图表达的意思，对于小标题中这几个词的含义就必须小心把握。首先，我将卢梭对于这几个词的明确定义抄下来：
主权者：……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Vol.1,Ch.6）
政府：政府就是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间体，以便两者得以互相适合，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护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Vol.3,Ch.1）
君主：（承上）这一中间体的成员就叫做行政官或者国王，也就是说执政者；而这一整个的中间体则称为君主。（Vol.3,Ch.1）
共和制：我理解这一名词不仅是指一种贵族制或者一种民主制，而且是一般地指一切被公意、也就是被法律所指导的政府。政府要成其为合法的，就绝不能与主权者混为一谈，而只能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这样，君主制本身也还是共和制。（Vol.2,Ch.6,注）
这其中还涉及其它一些词语的定义，在这里不再一一录入，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原书相关章节。然而卢梭自己在使用这些词语的时候，并未按照他新定义的用法；如果不区分这其中的含义，就容易导致误解。
从上面的定义看，“政府”与“君主”的含义是一致的，因为君主在这里是指行政官的共同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用法。这就直接导致了“共和制”的新定义。传统意义上的“君主制”，在卢梭的书中被称为“国君制(monarchie)”，上面“共和制”的定义最后一句，就应该是这个词――那么，卢梭所谓的国君制国家，应为共和制国家的一种，即受法律指导的君主国。然而，在Vol.3,Ch.6，卢梭又使用了“国君制”这个词与“共和制”相对立，也就是“专制的、不正义的”君主国了；在第三卷后半部分，作者也不时使用“君主国”和“共和国”作为两种相对立的体制，如果翻译统一的话，这里这两个词的含义，与其说是遵照作者自己的定义，不如说和马基雅维利的说法统一了。
君主与主权者这两个词，据我理解，在书中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区别开了的。Vol.2, Ch.6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既无须问君主是否超乎法律之上，因为君主也是国家的成员”；译者注云：“本书中使用‘君主’一词大多数情况是指主权者，但是这里的‘君主’一词则指执政者，即通常意义的政府”，我认为值得商榷。本书中使用君主一词大多数状况恰恰是指政府，而此处，联系上文，我的理解是指君主制国家中的执政者，亦即普通意义上的君主。当然，要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是需要看原文理解了。
关于主权者和政府，卢梭在《政治经济学》中又做了说明：主权者具有立法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强迫国家共同体”，但政府只有执行权，并只能强迫个人。那么，在这样的定义下，“立法者”又是什么呢？在Vol.2,Ch.7种，作者用了整整一章论立法者，那里他对于立法者的定义是“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但，据他说，立法权是属于人民的，这又应该如何理解呢？结合作者本人的观点和经历，以及他在论及立法者时意义模糊的描述，我认为他这一定义是要说明，立法者只能是外国人――因为立法者的职能“决不是主权”、“不在共和国的组织之内”，是以任何公民都是无法成为立法者的，因为个体和部分都无从代表公意、享有主权。而享有立法权的人民所作的，就是批准这一立法，并以之组建政府；直至政府自然衰亡，主权者再度聚集起来，旧契约解体，人民回到最初的自然状态，寻求一种新的政治生活。
end
02月 21, 2008
一。理性与现实的差距
两次读第一卷，都觉得口味不合。虽然纯粹按照理论推演的政治学著作并不鲜见，但像这样既声明本书所探讨的内容限于“权利与理性”，又要“从人类的实际情况”着眼，就不得不对于二者的分歧加以弥补。人类最初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的，难于给出定论；这无从证实的历史就成为理论展开的源头，任何一种看似合理且能自圆其说的解释都可在此立足。然而从这一源头导向现在的社会，说清楚理想的情形究竟是在何处出现了偏差，就是较为艰难的任务了。平心而论，卢梭在这一点上做得还不错。虽然他时刻注意的措辞仍然有漏洞，虽然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难于一下子把问题说明白，但他的思维方向始终明确，也未试图以曲解现实的方式为自己的理论辩护。
回想当初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情景，仍然要感慨卢梭写作此书的方式不适合初学者。举个或许不恰当的比方：对于一个刚开始学几何的人，最好先从欧氏几何入手；如果一上来就将第五公设定义为“过直线外一点不存在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学起来就不易，因这与日常生活中所得的常识不符。卢梭这本书的第一卷，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二。马基雅维利及他人的影响
忍不住要提一下卢梭在第一卷开篇时写下的话：“人们或许要问，我是不是一位君主或一位立法者，所以要来论述政治呢？我回答说，不是；而且正因为如此，我才要论述政治。假如我是个君主或者立法者，我就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来空谈应该做什么事了；我会去做那些事情的，否则，我就会保持沉默。”
将这段话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篇首献辞相比较，多少让人有些感慨。马基雅维利本人，就是在想要“做那些事情”而不得之时，退而著书的。[1] 卢梭本人也试图立法，并有所实践，但并未成功。这两者的风格，正如其书，一是偏重于现实与实践的，一是偏重于理论与“空谈”的。
卢梭的理论深受马基雅维利的影响，这一点在他写到第二卷之后，较多地涉及现实情况时，表现得尤其明显。仅以第二卷为例，第三章和第七章注解中都引用了马基雅维利著作的原文，第八章更是明显带着《李维史论》的影子。卢梭对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著作一定都有所了解，因为在他声称“马基雅维利……是在给人民讲大课”之时[2] ，已经清楚地表现出他知悉《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中的观点了。当然，根据君主论与这两本书的准则相矛盾这一点，能否推出《君主论》中刻意伪装了作者“对自由的热爱”，我对此保留意见。但卢梭对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所以至少不会像其它一些学者那样断章取义。他自己对于这一点也很有自信，甚至认为此前的《君主论》读者“都是一些浅薄的或者腐化的人”，没有像他那样看清马基雅维利的深刻、正直和善良。
顺便说一句，卢梭在书中曾感慨，罗马宫廷曾严厉禁止《君主论》，是因为“这本书描写得最明晰的正是罗马的宫廷”；而他自己或许也没有想到，虽然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赞美了日内瓦及其政府，又在第一版即将付印时特地加入了赞美当时首相的词句，但1762年，《社会契约论》出版之后，就遭到了日内瓦当局焚毁；第二年，卢梭――这个在书中为自己“生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而自豪的人――放弃了自己的公民权。
在第一卷第二章的译注中，译者称：“卢梭自幼即喜读普鲁塔克《英雄传》[3] ，他的著作中所引用的古代史实大部分取材于普鲁塔克和马基雅维里两人”。那么，卢梭之所以向往古代城邦，之所以称赞斯巴达和来库古，就都很容易解释了。
对卢梭的观点有影响的著作，还包括洛克的《政府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书。被他批得较多的则是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以及费尔玛的《父权政治：一名国君的自然权利》[4] 。要想较为全面深刻地理解他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观点，最好能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山中书简》也一并阅读，并参考《忏悔录》和《爱弥儿》――然而这些对于不是专门研究的人来说，或许是太过繁重的任务了。
[1] 可与钱穆论述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相关内容参照。
[2] 见《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六章。
[3] 即《希腊罗马名人传》。
[4] 即洛克《政府论》上篇所批的人。
01月 27, 2008
普鲁塔克的罗马名人传中，除了罗慕洛和努马这两位，我曾经在《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和《李维史论》中读到过，因而比较熟以外，另外一位相对较熟的就是马可・伽图了。这一位就是西塞罗在《论老年》中请出来作为主要发言人的老人，在《西塞罗三论》中被译为马尔库斯・加图。以下我暂且称其为老伽图，这也是谈及古罗马史时人们对他的常用称呼。
然而西塞罗的《论老年》中，如同其它的对话体著作一样，实际是借老伽图之口陈述自己的观点。书中设置的背景，是老伽图“安逸地遣度余年”，但西塞罗出生于106BC，那个时候，老伽图已经去世四十余年了（按普鲁塔克的说法，老伽图死于149BC）――老伽图的晚年生活，西塞罗自然没有亲见。他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作为发言者，我猜测，一是因为老伽图生前享有的盛名和功绩，直到老年还没有丝毫衰退；二是因为老伽图寿命颇长，按照普鲁塔克的记载，至少活到了九十岁之后。然而，普鲁塔克笔下的老伽图，其晚年生活绝不是安逸遣度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老伽图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人物。
普鲁塔克对老伽图赞赏有加，其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他勇敢善战，一直保持着强健的体魄；其二，他擅长辩论和演说，被称为罗马的德摩斯梯尼；其三，他生活简朴，亲身劳作，在开销上非常克制，绝不奢侈浪费；其四，他热心于公共事务，先后被任命为军事护民官、财务官、执政官和监察官；最后一点，他善于理家，是个“好父亲和体贴人的好丈夫，也是一个理财能手”。
为了说明这样几点，传记中记载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我不准备一一列举了。倒是普鲁塔克为证明老伽图的口才而引述的若干名言，可以选取一二：
“有一次欧墨涅斯国王访问罗马，元老院破格隆重接待他。罗马的主要人物争取尽量和他接近。但伽图怀着狐疑而警觉的心情观察他。有人对他说：‘肯定，这是个好人，是罗马的好朋友。’伽图说：‘就算你说的对吧，不过，国王与野兽一样是以天生嗜肉而闻名的。’”
还有一次是老伽图应邀为一些流放阿凯亚的人辩护，“在元老院内对此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人同意这些人返回家园，有人反对。伽图立起来说道：‘我们整天坐在这里似乎无事可做，来辩论几个老年的希腊人应该埋在这里还是埋在阿凯亚的问题！’于是元老院表决允许这些人返回。”
总地来说，老伽图的演说风格是比较具有攻击性的。他的性格中也有这样的一面，书中说他“一头红发，一双犀利的灰色眼睛”，被人写诗讽刺说“这个红头发的波基乌斯，尖刻又刺人，/灰眼睛里闪着轻蔑，/死后到阴曹，也要被冥后推回阳间。”* 大约是因为他一生中热衷于辩论和控告他人、直到老年也依然如此的缘故。
对于伽图性格上的缺点，书里也有所记载，比如伽图对待奴隶的态度：“对待这些奴隶他认为在他们衰老时，他有责任将他们卖掉；既然没有用处就不必再喂养他们。”这一点受到了普鲁塔克的严厉批评，认为“这种行为标志着一种极其卑劣的性格”，得出这一判断当然是由作者本人的道德观决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说。
另一点则是他极力贬低和抵制希腊文化，以致到了憎恨的地步，比起希腊人普鲁塔克来，我对此倒是没什么感觉。何况他的抵制也未收到效果，因为罗马的贵族们还是趋之若鹜地去学习希腊语言和文化了，而他自己也在晚年学习了希腊语。
还有就是他“把所有人的赞誉大多揽在自己头上”，喜欢炫耀自己的功绩和成就。在这里我是依照自己的好恶将其归为“缺点”的，因为普鲁塔克对此并不介意，认为他所说的都是真话。在我看来，对于一个受到人民尊敬、拥护和信赖的公共人物而言，他大可将赞誉的话留给别人说。
起初引起我写这篇笔记的，其实是他对于财产的态度：前面提到过，他是擅长理财的，而且他很热衷于赚钱，通过商业投资、倒卖奴隶、以及“以最不光彩的方式放债”（这种放债方式的描写在我看来，应该算是风险投资），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还鼓励他的儿子努力赚钱；而另一方面，他对于自己赚来的这些钱，又很少享用，因为前面也说过，他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也不曾购买奢侈品――这种行为实在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吝啬的守财奴。
最后，说一点8g，也算是对笔记开头那一段赘述的呼应吧。
老伽图晚年鳏居时，有个女奴“秘密地到他寝室来委身于他”，从下文看，这个女人很可能是已婚的。当这女人有意招摇而被老伽图的儿子发现时，“伽图不仅注意到他的儿子虽然没说什么，但很不愉快，转身走开了”。不久，老伽图就娶了一个非常年轻的未婚女子。普鲁塔克对此加以责难，说“在他那样的年纪把一个姑娘带回家，给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儿媳当继母，而姑娘的父亲又是他的助手并且是为公家服务的雇用人员，这件事是很不恰当的。”婚礼之前，他儿子曾问父亲，是否因为对自己不满，才“硬塞给自己”一个（而且是如此年轻的）继母，老伽图否认自己对儿子有所不满，说自己再婚是“需要有更多像你这样的儿子保钓我自己和我的国家”。普鲁塔克驳斥了他这个借口，但据记载，这位年轻的妻子确实给老伽图生育了一个儿子，而且后来著名的哲学家伽图就是这一支的后代。
* 波基乌斯：老伽图的全名是Marcus Porcius Cato，即马可・波基乌斯・伽图。
01月 24, 2008
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英] 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 孙艳萍 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7542622781
这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历史中的修昔底德，分五章逐步深入地讨论了这样一系列问题：战争的真正动机究竟是什么；修昔底德隐瞒了什么，又为什么作此隐瞒。第二部分是神话中的修昔底德，篇幅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以上。因为还没读到，对内容不甚了解，但应该是和文学艺术都有关系的。
作者是“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和诗人”，曾在三一学院任教44年。这本书是他早期的代表
作之一，其主题或说目的，在作者自序中提到，是要“将其著作（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中本质上艺术性的一面呈现出来”。
以下是第一部分的笔记：
第一部分 历史中的修昔底德
这一部分共有五章，标题如下：
第一章：关于战争起因的各种说法
第二章：战前的雅典政治集团
第三章：反麦加拉法令
第四章：西部政策
第五章：修昔底德的历史观念
内容包括以下两部分：
（一）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起因，提出了一种新的猜想，并给出了证据(Ch.1-4)。
（二）修昔底德为何没能在书中给出这个原因(Ch.5)。
以下分别整理摘记。
（一）关于战争真正起因的猜想。
1。修昔底德同时代人关于战争起因的说法：
(1) 这场战争是伯里克利出于个人动机所发动的。
・此观点认为伯里克利面临丑闻和恶意指控，故发动战争，转移国内的注意力；
・此观点是当时雅典人的普遍观点，受到修昔底德驳斥，但有一定可取之处；
・猜测：当时雅典出现了“比恶意指控更具威胁力和更难以应付的形势”。
(2) 这场战争是爱奥尼亚人对多利安人的一场种族战争。
・当时的人已经看到民族血缘关系不构成是否敌对的理由，参照第四卷,61节；
・应存在比种族差异更为直接、实在的战争动机。
(3) 这场战争的起因在于政体冲突：民主制对寡头制。
・雅典“并不是十分关心民主制的抽象原则”：盟邦萨摩斯、密提林都是寡头制；
・斯巴达人支持寡头制的行为仅限于伯罗奔尼撒内部；
・按照自己的模式扶植民主制或寡头制政府，是出于己方利益的考虑而非政治考虑。
2。修昔底德对于战争起因的看法：
(1) 斯巴达人惧怕雅典日益增长的势力。
・问题：如何解释这种“恐惧”？
(2) 战争是强加在斯巴达身上的。
・符合事实。斯巴达尚武但并不好战，其建立的军事体制是为自保而非征服。
・问题：是谁将这一战争强加于斯巴达？动机何在？
3。关于战争起因的新猜想：
(1) 战争的真正发动者：雅典新兴的政治力量――新移民中的商业和手工业者。
・梭伦立法鼓励了外邦人移居雅典，尤其鼓励了手工业者；
・比雷埃乌斯港的建立促进了人口大流动，大量外邦人获得雅典公民权；
・新移民受惠于雅典帝国的制海权以及盟邦贡赋。
(2) 战争的真正原因：科林斯与比雷埃乌斯港商人的利益冲突。
・科林斯地处地峡之上，自古以来就是商业中心，实力雄厚；
・比雷埃乌斯港商人开展贸易的东西两条路线都取道地峡，要交纳关税；
・新移民要向西部扩张贸易，谋划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反麦加拉法令和远征西西里；
・麦加拉和科林斯人求救于斯巴达，将斯巴达人卷入了战争。
（二）为何修昔底德没写出真正的起因。
1。修昔底德未能在书中说明的问题：
(1) 反麦加拉法令。
・与修昔底德同时代的人都提到了这些法令，并视其为雅典与斯巴达人交恶的关键；
・第二条法令出自伯里克利，它比第一条更为严厉，并使麦加拉人几乎陷于饥荒；
・修昔底德未明确提及这些政策，并刻意隐瞒其与伯里克利的联系。
(2) 西部政策。
・远征西西里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计划构思于战前，而非战争爆发后；
・促使雅典与科西拉结盟的重要原因是科西拉的地理位置利于西征；
・远征发生甚晚的原因，一是伯里克利的阻止，二是雅典的瘟疫和莱斯堡叛乱。
(3) 关于伯里克利。
・伯里克利并不想发动战争，他的政治目标与其支持者的目标不一致；
・在伯里克利政治生涯后期，由于与商人集团利益冲突，遭受到民众的反对；
・伯里克利以颁布严厉的反麦加拉法令为手段，阻止了西西里远征政策的实行；
・关于伯里克利的死，在修昔底德书中被提前了一年多。
2。修昔底德为何没能写出真正的起因：
(1) 修昔底德从战争爆发就开始写作，未能预料事态的发展。
・如西西里远征政策，在伯里克利死前，一直位于幕后；
・修昔底德没能对于先完成的部分进行统一修订，且全书最终未能完成。
(2) 修昔底德的目的是通过记录演说词和事件来记录历史的真相。
・他所谓的战争起因，是指战争如何开始，即“开端”，而非“原因”或“借口”；
・修昔底德所寻找的事件起因，是心理原因，即“个人和城邦的动机与性格”。
tbc
01月 24, 2008
地米斯托克利传是商务版希腊罗马名人传的第七篇；阿里斯提德传是第九篇，与之进行对比的罗马名人是马可・伽图。
地米斯托克利是个在雅典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主要的功绩，在于创立了雅典的海军。这件事在《雅典政制》中也有记载：当时雅典发现了一个银矿，从中获得一笔100塔楞特的收益，按惯例应该分给人民（亚里士多德说的是“有人建议”这样做，普鲁塔克的记载是惯例），但地米斯托克利提出反对，提议将这笔钱用来建造100艘战船。
这件事的细节在《雅典政制》中更详细，是这样说的：
“地米斯托克利从中阻挠，他不说他要将此款作何用处，只提议把钱借给雅典的一百个最富有的人，每人一塔楞特，如果他们用款得当，好处就算是国家的，如果他们用得不当，国家可向借款人收回这笔款。在这些条件下，这笔钱就归他处理，他用这笔钱来建造一百艘三列桨战船组成舰队，由一百个借款人每人造一艘，……”
在我看来，普鲁塔克的记载更令人信服：因为不说明用处而剥夺掉本属人民的财产，这提议是不大容易获得通过的；而“好处就算是国家的”也难以让人理解，获得收益之后，本金和收益究竟是归国家，还是仍分配给人民？最重要的一点，若无“建造战船”这一确定的目的，雅典的富人们为何愿意“借”此款项？而富人承担诸如造船或者公共演出之类的款项却是当时的惯例。
现在再看一下阿里斯提德：他对于雅典的主要贡献，应该说是在政治方面使其成为了盟邦的首领，尤其是抓住了当时斯巴达将领保萨尼亚斯不被盟邦拥护的机会，为雅典争取了很多盟友。另外，在希腊各盟国需要按照城邦平均摊派捐款时，负责确定捐款数额的也是阿里斯提德，他以廉洁和公正闻名，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两件事在《雅典政制》中也有记载。
我在这里之所以将这两人的传记放在一起写，是因为他们是同时代的两个领袖（亚里士多德用了“人民领袖”这样的词语，据说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官衔），却又有各自的立场和性格，并因此处于敌对的位置。
按照普鲁塔克的记载，地米斯托克利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人民保卫者自居”的，而阿里斯提德则推崇来库古，倾向于一个“具有贵族形式的政府”；另外，二人的性格也有很大差异，“一个是精明干练，不守绳墨，放荡不羁，很容易性情激动而为所欲为；另一个的性格则坚定不移，主持正义，不争虚妄，不务庸俗，不施欺诈，甚至任何消遣娱乐都不参加”。
普鲁塔克对于地米斯托克利的功绩一一照录，在那个战争的时代，他发挥自己的才能保卫了雅典。而且后人也认为，为他所首先重视的海军建设，成为奠定雅典帝国地位的基础。然而对于他的德行，普鲁塔克评价并不高。说他是“不择手段的煽动家”，而且参政的着眼点在于获得强大的支持与势力，并乐意用自己的势力，使自己和朋友们都从中得到金钱上的好处。相反地，阿里斯提德以公正著称，“坚持自己走有政治家风范的道路”，“在各种境遇下他都想到应该尽力为国家服务不计任何报酬，无论是金钱也好，或者意义重大得多的声誉也好”。
这样的两个人出生于同一时代，成为政敌就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了。一开始似乎是地米斯托克利占了上风，因为在483BC(?)，阿里斯提德被贝壳放逐了。当时他已经很有名望，并且获得了“正义”这个称号，然而贝壳放逐法一向就是为了贬抑那些威望和权势过高的人的(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我还会说到)。
在这里，普鲁塔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投票决定放逐的时候，有个目不识丁的粗鲁汉子“把他的贝壳递给阿里斯提德，认为他是一个普通百姓，叫他在贝壳上写下阿里斯提德的名字。阿里斯提德惊住了，问这个人阿里斯提德什么地方错待了他。‘什么也没有’，这个人回答说，‘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都称呼他为“正义”，我实在听烦了。’听到这里阿里斯提德一声不吭，只是在贝壳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并把它还给他。”
三年之后，由于薛西斯进犯阿提卡，雅典人投票允许所有被放逐的人回国。据普鲁塔克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害怕阿里斯提德会投敌；但亚里士多德没有类似记载，反而说是雅典人任命熟谙军事的地米斯托克利作为司令官，同时任命长于政治的阿里斯提德担任顾问――在普鲁塔克的书里，是阿里斯提德冒险穿过敌人的舰船，找到地米斯托克利，主动向他提出和解，希望两人可以一起为雅典效力。无论如何，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战线上，前者在军事上富有才能，后者在政治上颇具声望，为雅典赢得了胜利和荣誉。关于这一场战争，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说，不过都与传记关系不大了。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普鲁塔克，或者希罗多德。
据普鲁塔克的考证，阿里斯提德一生极度贫困，留下的两个女儿因贫穷而无法结婚，最后是国家用公款使她们结成好事。关于他死时的事有各种说法，但他死后，家人受到了国家的照顾，作为对他美德和功绩的报酬。然而地米斯托克利的晚年就没有这么幸运，他受到贝壳放逐，又被政敌诬告，遭到雅典和斯巴达的共同追缉，最后远投波斯，在异国度过余生。在我看来，一个早年因为抗击波斯和卫护希腊的战绩享有盛名，而最终不得不因为自己人的迫害而乞求敌国庇护的人，实在是很悲哀的。地米斯托克利被流放的事，一直被认为是“人民对待领袖人物不公允的措施”的典型例子之一。
最后说一点8g：按照阿里斯同的记载，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提德产生仇恨的原因，是因为两个人“都是美丽的斯特西劳斯的情人”。这件事在两人的传记中都有记载。我个人的观点，这样的原因比起二人在政见和行事风格上分歧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0月 29, 2007
（十一出游途中写的笔记，摘抄为主，比较乱。先敲下来，有必要的话以后再整理。）
第二讲 雅典：帝国式民主
1。雅典人的平等
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雅典人更能够把所有公民平等的原则变成更活生生的现实，据我所知，也没有任何国家能设计出比他们已经设计出的更加聪明的制度，来保证民治政府的实现。可是，他们努力而坚定地变成了帝国主义者，由此产生的很大程度上合乎逻辑的结果是，虽然他们信仰的是所有人的民主，但他们一点都不怀疑，由于雅典人有了优越的文化，因此，赢得了既统治希腊人、也统治蛮族的权利，雅典人把公民间的平等与所有人的平等小心地区别开来了。
2。关于雅典人的民主意志和制度
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主人比一个人自己的意志更加严厉的了。在这个艰苦的时代，行动的冲动来自雅典人民自身，而不是他们的主要政治家。可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减少伯里克利的光辉，准确地说，希腊的黄金时代是雅典的黄金时代，许多东西对它的诞生做出了贡献，但是，它们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民族生活的深化外，就是伟大领袖们无与伦比的机敏，使他们与大众在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天然能力发挥到极致的环境中进行有效接触。这种创造才能与善于接受的大众的联合，主要来自于雅典的民主制度。但是，就雅典公共的和私人的财富而言――没有它，雅典民主无法运作；就其只有伟大时刻才能提供的雄心所激起的富有想象力的刺激而言，拥有帝国也许是必需的。
3。对伯里克利葬礼演说的分析
（演说全文可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四章）
演说家没有为民主政治作任何辩护，让他自豪的是帝国主义。
4。雅典的政治制度：
（1）主权：雅典国家的主权所在正是ecclesia(公民大会)和helitaea(人民陪审法庭)。
那些出席陪审法庭的人和那些在公民大会中投票的人一样，不过是普通公民。但是，由于抽签中的偶然性，而不是由于对有关问题的特殊兴趣，他们来到法庭中就法律和命令做出判断。换句话说，法庭不会像公民大会会议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充斥着各党派的人，加上必然出现的活动延迟，使得国家免遭偶然性多数的裁决，而这个多数事实上通常是公民中的少数。在雅典，没有通过一次全民公决而最终解决有争议的事情的做法存在。
陪审法庭的主要工作，当然是裁决国内和帝国内的诉讼。如我们将看到的，陪审法庭的司法权使它对所有臣服于雅典的城邦有很大程度的政治控制权。
陪审法庭是民主政治机器的制动器，因为公民大会是它的发动机。雅典人的意图是：所有重要的政治决议，应当在经过充分辩论后，由公民大会做出。可是，很明显，如果所有的问题，不论大小，全部提交给公民大会，甚至只让它考虑重要的事务，如果没有经过预先的考察和详细论证就讨论，那势必使得这五千人到五万人的集会进行得异常缓慢。现代民主政治的败坏，最突出的原因是权力被那些对提交给人民的建议进行审查的人所篡夺。雅典必须防止同样的危险，因此，民主政治的先驱者克利斯提尼为它创造了一个最独特的probuleutic(预审)机构，对重大事务进行处理，这就是五百人议事会。
只有那些来自如此组织的议事会的建议，才会提交给公民大会，但在公民大会上，还要对它们进行自由的讨论、修订、接受、拒绝，或者被打回议事会。在讨论过程中，甚至可能把议事会的决议替换成一个全新的决议，或者提出这样的动议：议事会应就一个完全无关的问题，在下一次会议上提交一个建议。雅典人的真实意图，就是要让公民大会考虑所有它希望考虑的问题。
tbc
10月 29, 2007
摘抄为主。小标题是自己加的，未必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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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帝国主义 GREEK IMPEIALISM
威廉・弗格森 晏绍祥 译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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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城邦与帝国主义
1。帝国及帝国主义（关于帝国定义的剖析参见译后记）
帝国：因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统治而形成的一种国家。在任何帝国中，上下级关系都是基本的。
帝国主义：一个民族或者专制君主获得和维持帝国的政策。
2。希腊城邦制的形成
城邦形成之前的希腊，存在过一种被称为ethene[联盟]的原始国家。
希腊城市具有家庭特征：希腊每个城市都从其久远的部落传统中继承了强烈的血缘关系和情感。与此相较，种族统一的情感微弱而淡薄。
消灭一个城市的政治认同，犹如取人性命。
狭隘的地方忠诚感。希腊人的城邦制度和政治给希腊种族造成了离心倾向。
有关死者命运的信仰。
3。雅典与斯巴达的特殊地位
……排除其他因素不论，就领土面积和物质资源而言，斯巴达和雅典从开始就注定会强大。可是，它们本身就是城邦，而且他们对下述信仰的坚信程度不亚于任何
其他城邦：不得不屈服于另一城邦的统治或者某一外族主人的意志，乃降临到它们头上的最大耻辱。
雅典与斯巴达地位的形成，以及他们得以维持自己在同盟中领导地位的方式；联盟的政制形式。
城邦仍然是最终的政治单位。严格说来，雅典和斯巴达的统治是一种霸权，不是统治，是一种流动的、暂时的领导权，不是永久的宗主权，它是人们所说的特殊环境的需要。
4。公民权
从法律上看，帝国时代的雅典第一个明确将城邦努力统一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
雅典建立的cleruchies[殖民地]，虽然被作为独立的城市组织，但居民都在雅典保留着polity[公民权]。
isopolity[互惠公民权]：给予某一特定城邦所有公民之消极公民权（无公权的公民权）的一种让步。主要针对居住权，类似于商业特权的互惠，在国家建构上无进展。
sympolity[联合公民权]：在选举同盟官员、解决联邦重大问题时，每个城邦拥有同样的权力。雅典和斯巴达保持孤立，前者依赖的是国际上保证自治的力量，后者依赖自己的实力。其它城邦都将他们对外政策的控制权永久委托给了一个国际理事会。
5。希腊的帝国化
罗马共和国将希腊从马其顿统治下解放出来，将自己意志的烙印打在东方的希腊人王国上，并且把这些零散的碎片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帝国。
它将公民权给予某些城市，从而彻底消灭这些城市的认同；对另一些城市，它给予了互惠公民权；与之俱来的，是联合公民权所带来的地方性好处。可以这么说，因此创建了罗马统治意大利那样的自治市和行政组织区；还有一些城市，它用无法撤销的条约让其依附于自己，直到他被迫给予这些城市以自治市地位；对其它城市，它通过谅解或者临时条约让其依附于自己，直到它自己习惯于对统治者的神化――希腊人将专制主义合法化的方法――为止。
tbc